科研

研究领域概述

作为二十世纪的一项主要法律创新,社会国家是由中世纪法学家们发明的国家的演变历史的新篇章。在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实证主义、传统社会团结形式的解体、以及所谓“社会问题”的凸显,使人们把国家看作权力的简单工具:人们应当征服它,或使之消亡。国家正当性的消失驱使二十世纪的极权政体把国家变为单一政党的工具,并以之推行一些假借科学之名来治理社会的规则(比如种族生物学或“科学社会主义”)。与之相反,民主社会的对策是重新赋予国家正当性,其方法则是使国家为公民的美好生活负责,并为民主添加经济与社会的向度。公共服务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普及、对劳动者权利与集体自由的保障,都给了国家一张新面孔:法国宪法第一条称之为社会共和国(République sociale );在别处这也被称为Welfare State, Sozialstaat 或 État providence(福利国家)。以上称谓都可以归在社会国家的属概念之下,并都指代国家发展的最新形式。

社会国家是一个和善的君主,它包容抗议并试图回应一切期待和解决所有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它也成功应对了工业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种趋势:个人化与交互依存化。然而,在应对它们的同时,社会国家也加速了它们的进程。国家四处举债,催生了一个债权人的群体,而它们并不认为相互之间应该团结。除了这一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之外,贸易的边界在逐步消失,各国间的社会与税务立法的竞争也在日益激烈。由此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金融和环境问题;它们最终只能由国家来处理,而我们却又在限制国家的能力。国家也常常试图通过与利益团体谈判或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此时法律便更像是私人利益之间的妥协,而非对公共利益的寻求。国家也就成了争夺公共资源的场所。

于是我们可以问:社会国家是否还有未来?有三个原因使人可以做出肯定的答复:第一、合同和贸易并无法解决超越计算界限的事务;最终是国家必须面对人类笨拙的行动所带来的无法计算的风险(比如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暴力、金融市场或气候的异常)。第二、社会为了存续和发展,既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因此在欧洲被视为明日黄花的社会国家在所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被当成有待建立的制度。第三、国家依然是唯一能获得足够的民主认同,从而对私人收入和公共负担进行调配的机构。

当我们抛开了倡导取消社会国家或按战后的欧洲模式无限扩张社会国家的意识形态后,我们需要尽可能客观地来研究促使它改变的动力以及它可能变成的新的形式。这就是本教席的研究对象之一。法律被当作研究社会纹理——即承载社会联系的材质与文本——的工具之一。为了不陷入自我封闭论证的状态,我们的研究方法必须把规范性的范畴与更广泛的认知结构相连接。这使我们把社会国家当作团结体系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一种模式,而非分析这种体系的框架。

若要仔细分析现阶段对社会国家基础的各种动摇,我们必须建立相对严谨的术语体系。“全球化”这一模糊且容易让人误解的概念并不能达到这一要求,这一用语涵盖了两种相当不同的现象:一种是结构现象,比如人类交流时物理距离这一限制的逐步消失,或人们因技术进步而共同面对的生态和卫生风险。这类现象是不可逆的,它们对劳动与社会联结的影响应被切实地考虑。另一种是资本与商品的流动,这是暂时的现象,与可更改的政治决定相连,并导致了当下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国度利用。现实中这两种现象相互交织,但它们的本质并不一样。正是对这两者的混淆导致了人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只看到一种单一的不受政治法律约束的内在规律。法语区分“全球化”(Globalisation)与“世界化”(Mondialisation),因此能让这一领域中的讨论更加严谨。世界化,就起本义而言(monde相对于immonde——不道德的——,就像希腊语中cosmoschaos相对一样),指的是使物理空间变得适宜人类居住:使地球变成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换句话说,世界化就是在于控制全球化进程中的各个向度:控制其科技向度要求我们改变从工业时代流传下来的劳动组织方式,使之更适应科技进步带来的机遇与风险;控制其商贸向度意味着我们需要设计一种国际法秩序,使市场的力量为社会正义服务。无论如何这种控制需要一种能将地方、国家、国际联系起来的凝合或团结机制。

合作研究所:

南特高等研究院 (https://www.iea-nantes.fr/fr/